撰文/于涛

       荆州之战是三国时期形势最为微妙复杂的战役，在开始阶段，关羽赢得了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，但此后却一直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在《三国志》中关羽被评价为“万人之敌，为世虎臣……有国士之风，然羽刚而自矜……以短取败，理数之常也”，如今的剖析让我们从历史的背后发现…… 

      公元219年，已是初冬时节，对于身处荆州樊城（今湖北省襄樊市）城外的关羽而言，这一年的冬季未免来得有些早了，或许他希望时间能够倒流，或是永远定格在那至今回味起来还令人兴奋不已的秋天。而关羽此次亲率本部精锐出现在曹操控制区，着实是件令人费解的举动。

“隆中对”的构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，战略反攻即将展开。水淹七军、威震华夏的樊城大捷，为关羽带来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
     自从关羽出走许都、与刘备重新汇合之后，刘备得以重整旗鼓，寄寓荆州以谋自强之路。就在十几年前，刘备在樊城西南的隆中会晤了被后世奉为智圣的诸葛亮。起初，或许关羽并未认为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。在史册的评价里，关羽本就从骨子里就看不起读书人。在他头脑中，值此汉末群雄纷争之际，要想立足，靠的是实力，是手中的刀枪和悍武的兵卒，而这个学者身份的诸葛亮究竟能做些什么呢？但关羽的想法左右不了刘备。见到诸葛亮后，刘备欣喜异常，就如鱼儿有了水。因为诸葛亮在他那著名的《隆中对》中，为刘备日后的发展理清了头绪，设计了一份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——要想成就匡复汉室的大业，要具备两个前提：一是与孙权结盟，二是占据荆益二州；这样一来，就可寻机发动对曹氏的两线作战，即“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。

      十几年来，诸葛亮的设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。也就在219年初，刘备夺取汉中的战役获得成功，斩杀曹军的重要将领夏侯渊，并将亲征的曹操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，被迫发出了“鸡肋”令。按照那位因才思敏捷终获罪身死的随军要员杨修理解，便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曹军撤出汉中指日可待。果不其然，曹操退缩了，这就为刘备打开了进入秦川的通道。但刘备却没有在西线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，而是做起了汉中王。反倒是留守荆州的关羽发动了秋季攻势，兵锋直指曹操南部战线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。

       襄阳、樊城夹汉水对峙，历来为南北交通要道、兵家必争之地。清人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曾这样描述襄樊对于曹魏的重要性：“魏人之保襄阳，亦如手足之救头目。”关羽的襄樊之战打得很巧妙：对汉水南岸城池险固的襄阳围而不打，主攻方向则选择在北岸城防相对薄弱的樊城。战役进展得很顺利，樊城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曹操慌忙派遣自己的心腹将领于禁督七军驰援樊城。恰在此时，天公眷顾了关羽，连降大雨，汉水泛滥。关羽可以凭借南方舟楫之利，继续发动对曹军的攻势。只是苦了毫无防备的于禁，大水袭来，三万精锐全军覆没，勇将庞德被斩，于禁被俘“变节”，这可是曹操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这年秋天，关羽水淹七军，“威震华夏”，迎来了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。

      曹操只得继续增兵樊城，徐晃的部队派去了，又派出了十二营兵力。胜算有多少还是一个未知，而洛阳甚至许都周围又出现了不少打着关羽旗号的游击军，他们应该是当地发生民变后形成的武装。襄樊一旦失守，中原门户洞开，关羽率得胜之师挺进“宛、洛”，恐将形成破竹之势。如果照此发展，曹操多年打拼下的基业眼看难以保全。面对危局，曹操一时也乱了方寸，连最坏的打算都做好了——那就是继撤出汉中之后，再撤出荆北河南，甚至迁徙许都以避关羽锋芒。

即使取得最终胜利，关羽也很有可能要承担贻误战机和妄自出兵的责任。对马超、黄忠的不买帐更令人怀疑关羽发动“秋季攻势”的动机。

      就樊城大捷而言，关羽没有让刘备失望，诸葛亮当年假想的那位“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”的上将，非关羽莫属。一切似乎都在向促成关羽取得最终胜利的方向来发展。然而，战术上的得当，并不等于战略上关羽会成为赢家。此时便有两个问题需要关羽澄清：一是关羽发动秋季攻势的时机是否得当，二是关羽出兵是接到了刘备的命令，还是他单方面的自主行为？

      在时机把握上，客观来讲关羽选秋季出兵不是恰到好处，而是有些迟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218年末，曹操控制的荆州北部发生了一起兵变，首领是宛城（今河南省南阳市）守将侯音，他明确表示要寻求关羽的支援，实际上就等于归顺了关羽。但是，关羽方面并无丝毫反应。要知道，在侯音兵变之际，刘备已经率军进入汉中。如果关羽这时能够及时北上，充分利用兵变在荆州北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，或可轻松肃清襄樊守军，接着就能进逼中原，施压于曹操的政治核心地带，形成与刘备的呼应之势，曹军将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之中。十几年前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便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，刘备兴复汉室的大业成功在即。如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摆在眼前，而关羽却没有珍惜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并怀疑关羽的判断决策能力。

       至于关羽北伐出于受命还是自主，就目前所见到的史料而言，后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前者。在219年的秋天，刘备做了汉中王，对自己的部下自然要加官进爵以示恩宠。远在荆州的关羽被晋升为前将军，坐了蜀汉军事将领的第一把交椅，这也充分表明了关羽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。然而关羽并不开心，因为他不屑于与荆州降将黄忠同列。黄忠虽然勇冠三军，尤其在汉中一战斩杀夏侯渊，夺得首功。但他的军功都是随刘备入蜀后才建立起来的，这一切关羽没有亲眼见到，心中就没有黄忠的位置。

      同列上将的五人之中，除张飞、赵云都是与关羽共同追随刘备多年的故人，还有出身将门世家的马超。尽管马超名望昭著，关羽当初也并不买帐。几年前关羽在荆州听说马超投诚后刘备受到重用，立刻就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，询问马超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诸葛亮却洞悉了关羽心态，回信说马超“兼资文武，雄烈过人，一世之杰”，是汉高祖时英布、彭越一类的人物，“当与益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”。关羽长着漂亮的胡须，诸葛亮在信中不呼其名，而称“髯”，还不是为了哄他高兴。这下，关羽得意了，特地将这封信传阅宾客手下，炫耀一番：马超是有本领，可以和张飞比，但和美髯公关羽绝对没法比。而这表面上的争强好胜，实则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关羽对刘备旧部利益的维护，“老人”岂能在新来降将之下？

      而此次在晋升黄忠军职之前，诸葛亮又专门提醒刘备：“忠之名望，素非关、马之伦也，而今便令同列。马、张在近，亲见其功，尚可喻指；关遥闻之，恐必不悦，得无不可乎！”诸葛亮是希望刘备考虑到关羽的性格与情绪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刘备则说要当面给关羽一个解释——可是关羽远在荆州，见面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得不到解释的关羽“旧病”一旦复发，难道还会再写封信？加之久未征战，怕是要被别人小瞧了。降将新附可以建立新功，堂堂关羽难道只会做一方守将？还有就是汉中王千万不要忘记“老人”风采依旧。只言片语已显单薄，必须要有所行动，关羽的秋季攻势大概就是因此而发生。

荆州的归属是孙刘联盟的定时炸弹，刘备始终是理亏的一方。单刀会的谈判与小说中截然不同，孙权意欲弥补裂痕却反遭关羽的侮辱。

       关羽既已启程，就必须意识到就身边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，那就是孙吴。孙刘在208年缔结联盟尽人皆知，但时过境迁，刘备势力在江南的存在，已经严重威胁到吴地的安全。任何一个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，控制了长江上游，孙吴就无法像防御曹军那样，可以凭借大江之险从容应对了。孙吴的指挥官们，无论是主战派的周瑜，还是主和派的鲁肃，都很清醒得认识到这一点。用周瑜临终前的话来说：“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。”因此，只要是曹军对孙吴的军事压力稍有减轻，孙吴方面就要打一打荆州的主意，开始还算是客气，只是搞点小摩擦，没有使冲突升级。

      公元214年，刘备进占蜀地，孙权派了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以道贺为名，入蜀讨要荆州。刘备则说，不要着急，一定会把荆州拱手相让的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打下凉州再说。孙权这次却没有压住火，干脆就撕破面子，决定武力解决，任务就交给了吕蒙。吕蒙是继周瑜、鲁肃之后，孙权着意培养的吴军统帅。起初在鲁肃眼里，吕蒙是个只会逞一夫之勇的莽汉。在周瑜病故后，接任军权的鲁肃路过吕蒙防区，许久未见的二人一番言谈后，鲁肃大为惊佩——眼前的吕蒙在孙权督促下，已经“学识英博”，“非复吴下阿蒙”。吕蒙有了学问，对于局势的分析也有独到见解。正是在这次“士别三日，理应刮目相看”的会晤中，吕蒙第一次提出了他经略荆州的设想，但因为“秘而不宣”，我们无法一睹其奥。总之这次孙权既然不想再和刘备唇齿相依，吕蒙就有了用武之地。在整个行动中，吕蒙没有动一兵一卒，来个先易后难：避开关羽的兵锋，向毗邻东吴的荆州东部三郡——长沙、零陵和桂阳发出劝降书，晓之利害，三郡便唾手而得。此时，刘备得知吴军进犯，已迅速从蜀地率军赶来，并命关羽与鲁肃进入对峙状态。

       关羽在与鲁肃益阳（今湖北省益阳市）对峙期间，便有了“单刀赴会”的一幕。那不过是关鲁二人及其麾下将官的一次战前谈判，文献记载中的史实与《三国演义》中与舞台上的单刀会相去甚远：除了地点不同，似乎鲁肃才是此次谈判中正义凛然的主角。会前鲁肃部下疑恐有变，但鲁肃慨然不惧，在谈判中义正词严地责数刘备背信弃义、借地不还，关羽则理屈词穷。恰逢此时曹操用兵汉中，刘备无心与东吴恋战，便主动划地求和，以湘水为界，孙刘东西分治。既然有了收获，孙权也不想让曹操趁火打劫，他不仅答应了刘备的条件，还挥兵合肥（今安徽省合肥市）为刘备分忧。

       孙刘之间的荆州之争虽然暂告一个段落，但终归貌合神离，嫌隙已生。关羽仍旧控制着江防要地，时刻威胁着东吴安全。更何况关羽北征之前，孙权曾经想与关羽缔结姻亲，为自己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，但关羽不但拒绝了孙权的好意，还辱骂使者，如此一来，关羽与孙权之间又多结下一层私人仇怨。

形势最为微妙复杂的荆州战役将“多算胜少算不胜”的至理名言印证得淋漓尽致，自从樊城大捷之后，关羽一直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
      没有处理好与东吴的关系，关羽就率荆州主力北攻襄樊，吴军一旦越境来犯，关羽不仅要无功而返，而且还将面临着疆土沦丧的危险。真要到了那个时候，关羽的颜面尽失是小，他可如何向汉中王交待啊！实际上，关羽对孙吴的戒备相当谨慎：他在沿江一线设置了观察哨，严密侦查吴军动向，并且留下了相当规模的守备部队。然而就在关羽前方战事节节胜利，后方安排又自以为万无一失之时，敌人更为周详的谋划早已在关羽腹背两面铺展开来。
曹操的使者已经和孙权达成一笔交易：孙权上书称臣，以讨关羽自效；作为回报，同时也是为给孙权宽心，曹操便下令驻扎在居巢（今安徽省巢湖市）南防孙吴的部队撤防。居巢撤防这对于曹操来说，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，但从战略上讲却相当划算。除了宽慰孙权，一来居巢沿江水网密集，曹军陆战优势不易施展，不如回撤至北部平原，一旦孙权毁约，吴军就要弃舟登陆才能打击曹军有生力量，失去水军优势的吴军更易战胜；二来大军云集，可以为樊城造足声势，亦可相机而动；第三，从集结地点上分析，剿灭洛阳和许都南部山区中的“暴民”，也是需要用兵的地方。回撤的居巢驻军实际上就成为曹操手中的总预备队。

       而孙权是否会出尔反尔？可能大多数人都无法猜度，能够想到的是：孙吴出兵属于高度军事机密，如有泄漏，关羽及时作出调整，一切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。而孙权派至曹营的信使，也着重谈到了这一点。可是从曹操的利益出发，谋士董昭却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：我们可以表面答应孙权，为这次行动保密。但暗地里却把这一消息传出去，不仅要让樊城将士知晓，使他们安心，还一定要让关羽知道。如果他回救后方，樊城之围告解，我们还可看一出两虎相争的好戏。但就关羽的为人而言，他得到消息后，未必会撤。因此封锁消息，只会使孙权得志，不可取。董昭此计一箭三雕，曹操当然乐得听从。

      得到消息的樊城守军士气倍增，而此时的东吴方面，也早已为关羽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打从孙权的决心一下，吴军方面就传来消息，主将吕蒙生病已经离开防地，接替他的是年轻无名的陆逊。陆逊到任后还专门给关羽写了一封信，着重歌颂了关羽的功德。关羽果然放松了警惕，将留守防吴的部队调往樊城前线。从曹军处得知孙吴意欲偷袭，关羽的狐疑满腹完全落入董昭的意料：不能因为敌方的胡言乱语扰乱军心，不能中了曹操的奸计而使前功尽弃。不能撤！只要后方没有警报，一切等到打下樊城再说。

主帅的性格弱点不但会被敌人利用，也影响到部下的忠诚和选择，幸好关羽临死前没有留下类似项羽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”的遗言。

      然而此时，吕蒙的作战计划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。经过精心伪装的船队满载吴军精锐，昼夜兼程溯流而上。摇橹者都一身平民打扮，船面之上也只见商贾模样的人，关羽沿江所设的观察哨被一一骗过，也被一一端掉。吴军进展神速，关羽守军却浑然不知。这也难怪关羽在樊城前线得不到丝毫后方的消息了。吕蒙未费吹灰之力，便先后进占了关羽苦心经营的两处军事要塞——公安（今湖北省公安县）和江陵（今湖北省江陵县），切断了关羽的后路。而公安、江陵守将之所以未作丝毫抵抗，只是因为关羽素来看不起他们，加之他们又在保障后援上没有尽职尽责，关羽已经扬言要惩治他们。与其和吴军拼死一战，为关羽卖命，再等着接受关羽惩罚，倒不如降了吴军。
后院起火前，前方的战事也不顺利，过去的老友徐晃成功遏制了关羽的攻势，曹魏援军陆续来到，兵势转盛。当后方沦陷的消息传来，军心涣散，这场仗再也打不下去了。大势已去，不但秋天刚刚收获的风光被冬天的寒风一扫而空，关羽自己连同儿子关平也被俘身死。

      如今说来是历史，当年看来似天命，由于关羽的失败，连带着张飞刘备因复仇之战先后身亡，蜀汉政权的另一主力军团也随之覆灭，国力军力立刻由盛转衰，智圣诸葛亮也无力回天。无论对于结义兄弟的梦想还是蜀汉的国运，关羽的骄纵与大意绝不仅仅令人扼腕叹息，称之罪孽深重亦不为过。幸好关羽临死前没有留下类似项羽“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”的遗言，否则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